乡村疫情防控中的约束与改进建议
廖燕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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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基层社会重要的治理单元，位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地位，也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在举国抗击疫情特殊时期，乡村出现的“聚餐桌上高谈疫情的严重态势”、“麻将桌上互相提醒注意疫情防护”怪象，反映出疫情防控在乡村面临着“最后一公里”难题。本文通过访谈法与观察法，分析约束乡村基层防疫工作效能的因素，据此提出破解困境的经验与建议。
一、问题缘起
与城市相比，乡村在疫情防控中具有天然三个优势，即人口基数小、人口流动小、人口信息搜集成本低。但其所具有熟人社会属性、环境封闭性和资源稀缺性等特点，也对乡村疫情防控造成许多不利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在乡村可以普遍观察到种怪象——“聚餐桌上高谈疫情的严重态势”、“麻将桌上互相提醒注意疫情防护”。怪诞现象影射出乡村防疫工作的困境，其原因不可简单归结为乡村居民防疫意识不强或乡村信息不通畅。事实上，随着网络与智能手机在乡村普及，乡村居民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已相对畅通，同时乡村居民对疫情动态也表现出极高的主动关注热情。
为进一步了解乡村防疫工作困境，本文对广东省SJ村和JL村展开调研，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对两村村委组织与村民进行访谈与现场观察。调研发现，乡村基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网络约束、角色势能约束、资源供给约束、防疫技术约束，可以从善用社会网络规则、下沉基层党建力量、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创新防疫手段内容等方面破题。
二、乡村防疫中的约束分析
1.社会网络约束
“人人自我隔离”是农村基层防疫的关键举措，此措施在城市社区具有极高的操作性与居民自发性，但在乡村却会遇到较大的执行阻力。除了因乡村居民防疫意识较为薄弱之外，社会网络约束是难以落实的重要动因。“不能因防疫而伤了情谊”是许多村民存在的想法，大多数村民碍于情面对亲朋好友的上门拜访表现为半推半就。熟人社会是理解乡村的基本场域，是透视乡村社会行为的重要概念，其基本特征是熟悉和亲密, 表现为“差序格局”[1]的关系结构。而熟人社会交往主要体现为人情交往, 尤其以生命过程中特定事件或传统节日为契机的仪式性人情[2]。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乡村婚嫁活动活跃时期，新冠肺炎的爆发阻碍了乡村人情机制运行，当天平从集体理性倾向个体理性时，村民就会选择忽视疫情防护。
2.角色势能约束
“势能”原是物理学术语，意指物质系统由于各要素所占据的空间位置以及之间相互作用而具有的能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者受此启发，提出了“角色势能”的概念，以此来解释主体在各自角色位置上所具有的能量以及角色间相互作用的动力[3]。本文借鉴了“角色势能”的核心概念定义，即位置决定能量，并且发现乡村基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势能的约束。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干部是调节者、动员者和劝说者等各种角色的综合。在防疫过程中，村干部需要扮演警戒者和惩罚者的角色，然而，其政治定位并未赋予其强制执行的硬性权力，村干部工作缺乏抓手，导致其对不听劝阻村民表现出一种无计可施的被动。“很多时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声音稍微大点可能就得罪人了。”村干部的角色定位与被期望释放的角色能量存在冲突，进而直接影响了治理效能。
3.资源供给约束
资源是一切治理行为的运行基础，同时它也是乡村基层在疫情防控中的痛点与难点，它主要表现为人手不足与防疫物资短缺。以JL村的人力供应问题为例，该村人口大约为5000，村委组织成员8名，需要负责入户登记与上门测量体温等统计工作；同时，因为治安联防队为群众性的自防、自治组织，其成员并不固定，在防疫紧张时期，经常需要村委组织成员顶替，负责村内巡查与村口检测点设置与看守，同一套班子需要扮演多种角色。防疫物资供应问题表现更为突出，乡村基层防疫工作过程中经常需要近距离人际交互，口罩、消毒水等是必备物品。但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SJ村的村委组织平均每人分配到20只口罩，而JL村的村委组织每人分配到的口罩仅为6只。资源供给的约束会对防疫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在“层层加码”任务叠加的情况下，容易致使防疫工作变质，导致“形式主义”衍生。
4.防疫技术约束
城市可依托监控系统、大数据、云系统、人工智能以及5G等科技力量助力社区防疫，乡村囿于经济水平与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在防疫工作中还是以传统方式为主。乡村广播、标语张贴、治安巡防、入户登记以及村口设立检测点等是乡村防疫的主要方式。这些措施大部分对人力供应有较高要求，在供应出现短缺时，容易致使防疫工作松懈。例如在第一个14天的隔离期结束后，就出现了撤销村口检查点、检查点无人当守，巡查防控基本结束等现象；乡村广播操作人力消耗成本较低，宣传范围较广，定时播放的工作仍在继续，但因播放内容单一，村民早已对播放内容产生了“免疫”，部分村民甚至滋生了厌烦心理。
三、乡村防疫中的改进建议
上文总结了约束乡村防疫工作效果的四种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经验与对策。
1.善用社会网络规则
熟人社会性质虽会对乡村疫情防控工作有所影响，但其也有积极的一面。熟人社会更易促成集体行动，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村民如果引导得当会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人人自我隔离”的应对秩序，进而把村民这个防疫的最大变量转化为了最大能量。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要善于融入吸纳乡村精英与宗族领袖参与防疫治理，善用其在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来开展防疫工作。城市社区的“楼栋长”制度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基于乡村家家户户都是独立分散居住的实际情况，“楼栋长’制度在乡村难以实施。SJ村的“姓氏长”措施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即每个姓氏都选择一名或者几名村民为负责人，所选负责人一般为乡村精英、宗族领袖或是乡村治理活跃者，由他们负责所属姓氏的防疫宣传事务、号召动员大家“不聚集、不串门”，进而将治理触角延伸到乡村社区的末梢。
2.下沉基层党建力量
乡村基层的角色势能约束要求其“借势”，把力量下沉到乡村，实现乡村基层的增权赋能。其中，最重要途径是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创造强劲的角色势能。《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为村委组织提能赋权，是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的有效回应，同时也加强了村委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为稳固防疫工作治理有效的根基，基层党建要继续下沉，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通过村委会与基层党员的连接，将党的政治引领作用延伸至乡村。
3.拓宽资源供给渠道
防疫资源不足是疫情期间的常见痛点，资源的不足可通过“开源”与“分配”两种途径解决，即增加资源供给与重新分配资源。城市社区可通过“资源共享”重塑资源分配方式，实现需求的精准配置，但乡村自带环境封闭性以及资源稀缺性特点，使其必须从拓宽资源供给渠道着手。具体而言，一方面，县级政府与镇级政府应该将部分资源下放，进一步夯实乡村基层的运转；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动企业、乡贤的力量。SJ和JL村都收到了来自企业与乡贤的物资援助，企业捐助的帐篷与饮料，村民筹集的治安联防队运营资金，为乡村防疫工作提供了强力支持。
4.创新防疫手段内容
长期以来,乡村的科学技术水平都滞后于城市，探索信息技术助力乡村防疫是形成长效机制的未来路径，但此次疫情暴发突然，短时间内乡村无法照抄城市的成功防疫技术经验。最具操作性与可行性的途径，是在原有防疫技术形式的基础上创新其内容，焕发原有防疫手段活力。例如，乡村广播主要播放的是县级政府指定内容，一成不变的乡村广播会使村民产生“听觉疲劳”，为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可以丰富播放内容，如村干部作亲自担任播报员、方言版本的科学防范知识广播，家庭剧、音乐剧形式的政策内容宣传，本土化、接地气的疫情广播会对动员村民、科普知识起到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